原标题：怎样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——共建共治共享， 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

泰州2017年投入一千多万元对城市老旧小区开展“微治理”，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。图为记者航拍的“微治理”后的老小区。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俊 摄

　　政府工作报告把“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”作为2018年要抓好的九个方面重点工作之一，并提出“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”。

　　如何做到共建共治共享？代表委员们展开热烈讨论。

　　坚持党建引领，推动共治共享

　　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五星村党委书记孙维亚，是来自基层的省人大代表。他深有体会地说，提高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，必须坚持融合发展、共建共享共治。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，五星村始终高度关注民生事业发展，加快补齐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短板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繁荣。

　　“党建引领，是推动共建共享共治的关键所在。”孙维亚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五星村牢固树立“围绕发展抓党建、抓好党建促发展”的理念，通过筹建“书记工作室”、创立“五星工作法”、打造“党建示范点”等措施，在提升党建工作的同时，全力推动共创共享共有共富发展。率先实行失地保障、医疗统筹费用村集体统一缴纳和口粮免费等20多项福利制度，每年筹措800多万元资金专项用于福利支出，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村居民。

　　江苏省人大代表、盐城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查文章说，建立共治共享共建的社会治理格局，减少医患纠纷，最重要的是医院要提高服务能力和质量，改善服务态度。同时，建立畅通、透明的处理渠道，对医疗当事人、医疗流程进行专业的评估，并主动向患者家属和社会公开。出现“医闹”情况时，卫生、公安、司法等相关部门要协同参与处置，避免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。

　　在社会治理领域，运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、专业化已是大势所趋。民革江苏省委的提案提出，大数据的开放精准运用，必定会将社会引向共治共享，但也需突破“数据孤岛”。因此，提案建议，完善大数据基础建设，由政府、市场和社会多主体共同敦促大数据的开放共享；深入挖掘大数据，多方低成本使用大数据库及分析成果来推进社会治理；全面提升共治共享意识，助力社会治理能力升级。

　　治理重心下移，夯实平安稳定根基

　　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需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。”江苏省人大代表、盐城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王巧全说，盐城警方全力打造一支沉得下、留得住、扎得深的专职化社区民警队伍。2017年初，盐城警方在全市部署社区警务改革，力量下沉、阵地前移，把警务服务向社区延伸、向百姓靠拢。933名片警沉入899个警区，成为基层平安的“压舱石”。同时，做精做细网格化社会治理，把服务做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。

　　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，社会治理如何应对？王巧全表示，要坚持系统化思维，以问题导向为基点，驰而不息推进公安改革。以110指挥中心为龙头，在盐城全域推行一个接警区改革，实现资源更加集约、指挥更加扁平、处置更加高效。以社区警务服务中心为牵引，实施“梳网清格”为载体的区域善治，深度融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，把派出所打造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挥部、安保部，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，夯实平安稳定根基。

　　泰州市姜堰区把全区划分成1047个网格，选聘1941名网格员，把17个政府部门的30项社会服务管理职能纳入网格管理。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，关注群众的利益、愿望和情绪，人民调解组织覆盖所有城乡社区，专业调解覆盖19个矛盾易发领域。同时，还向城乡居民提供公共法律服务，获得这项服务农村居民只要1小时，城市居民只要半小时。

　　江苏省人大代表、泰州市姜堰区委书记、区长李文飙说，当前，城乡社区管辖范围不均衡、管理力量薄弱、权责不清晰等问题较为突出，不少基层工作者反映，基层人少事多，出力不讨好。他建议，省级层面及时总结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，以供各地借鉴。社会治理经验来源于基层，必须探索其在更大范围的应用价值。

　　突破瓶颈，扶持社会组织“扛大梁”

　　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道路上，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，来自基层社区的实践不容忽视。江苏省人大代表、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南巷社区党委书记秦泗花介绍说，南巷社区近年汇聚社区服务力量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。“我们打造全区首家社区党群工作站，强化共联共建，实现资源共享。与区消防大队、建港实业公司等9家单位联席召开共建会议，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、协调资金。”

　　南巷社区引进的“海之梦”社区大学、“好邻居调解队”等11家社会组织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。这些社会组织是公益性的，它们需要项目启动资金的支持，期待政府能对其给予更多支持，调动更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。

　　江苏省政协委员、南京市妇联副主席魏群提交了“关于加大对服务类社会组织扶持力度”的提案。她发现，由于面向社区、家庭的社会组织发展时间较短，还存在着法规制度滞后、管理体制不健全、支持引导力度不够、自身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。建议加大对服务型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，尤其在专职社工、税收等方面给予帮扶。当具体社会组织遇到困难、遭遇瓶颈期时，政府可考虑购买岗位，助力它们渡过难关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