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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些锐气 让文学介入社会生活

新华日报2017-12-29 10:49:24

  原标题:上海、南京“双城文学交流”建言青年作家 ——多些锐气,让文学介入社会生活

  首届沪宁“双城文学交流工作坊”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,这个工作坊由南京批评家何平、上海批评家金理共同召集,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,邀请国内活跃的诗人、小说家和出版人进行对话交流。第一期研讨会将话题聚焦于“青年写作”,就当下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。与会的学者、作家、出版人纷纷呼吁,青年创作要多些朝气和锐气,让文学回应现实,真正地介入社会生活。

  青年写作,不该太“甜腻”

  研讨会上,诗人马骥文抱怨说,现在的青年写作,给人的感觉太“甜腻”了。

  这种“甜腻”,在何平看来,来自于对已成惯例的文学趣味的迎合,对拥有文学资源分配话语权的大学、研究机构、刊物的审美标准的迎合。小说家黎幺补充说,青年作家应当不断地突破自己,朝向新的原点出发,要适度反抗作家自身从青少年时代起通过读与写形成的文学趣味。

  突破的意义何在?或者说,我们要提倡何种写作?黎幺认为,突破、冒犯是为了使写作更好地回归它的本质,即通过写作回应生命。文学评论家、《上海文化》杂志社编辑张定浩对此非常认同。他举了20世纪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的例子:无论是运用传统笔法的《都柏林人》还是充满形式创新的《尤利西斯》,作者都能通过自己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群像。“反观当下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,他们往往比较迷恋符号层面上的创造和想象,而对于自己生命的打开和他人生命的体察都不够。作家们要扎扎实实地倾听和描述他人的话语,倾听和描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。”张定浩说。

  文学制度,应保护作家的锐气

  不过,何平客观地指出,之所以会形成当前这样的创作风气,作家的不争固然是一个方面,文学制度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

  “当下,大学、文学组织机构、批评家、刊物组成的当代文学制度,很不利于青年写作者的创造,特别是几个重要文学期刊发表的青年作家作品,普遍匮乏对既有文学惯例的超越,它们强调的‘文学传统’已经渐渐发展为‘文学教条’。”何平说。

  这种文学制度带来的后果是,许多写得“平庸而安全”的青年作家,在重要的文学刊物频繁登场,而那些洋溢着锐气和冒险精神的作家却很难被文学刊物“收编”,这种“风向标”客观上鼓励了作家更多地创作“平庸而安全”的作品。

  对此,出版人泼先生认为,“很多写作者写的时候已经站在出版社的立场考虑,怎么写读者才更愿意看,怎么写才能卖得好。这一方面说明写作者的心态有问题,另一方面也表明,出版社的标准或者好恶客观上代替了一部分文学标准,文学标准于是变得越来越狭窄和专业化。”

  那么,作为文学制度里最活跃、最针锋相对的力量,文学批评家们又能为具有朝气的青年作家做些什么?何平指出了批评家的使命:批评家们应当成为他们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庇护人、发现者和声援者,而不是作为僵化文学教条的守成者,使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作家活跃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描述中。

  好的文学,要与世界紧密关联

  文学批评家项静认为,青年写作是否具有锐气,直接关乎我们的文学能否具备和影视、新媒体、网络写作抗衡的实力:“所有这些都在寻求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,今天我们的写作就是要写出它们不能说出的东西。”

  新媒体们“不能说出的东西”是什么?作家王苏辛认为,这种东西首先是精神层面的思索:“作家要勇敢地和一些精神问题对峙,而不只是总想着如何搭建想象的空间。某种意义上来说,作家要更多地对精神世界负责,在不断回归内心、审视自我和世界的过程中,一个作家才能汲取成长的源泉。”

  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,文学更承担着反映、影响社会的责任。“朝气或者锐气,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,真正的目标是让文学与世界发生一点联系,让文学介入社会现场。”小说家陈志炜说,“就像法国作家罗伯·格里耶所言,风格并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风格背后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。”

  呼唤文学为整个国家、民族以及精神主体的重建带来希望,并不仅仅是作家的职责,也是批评家和所有文学从业人员的使命。对此,批评家项静表达了清醒的反思:“作为职业的写作和批评,究竟与周遭世界存在多少意义关联,这应当是我们谈论锐气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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