淮北盐业的流金岁月
来源:新华日报  |  2022-05-05 10:15:17

淮北盐业的流金岁月

位于灌西盐场的公济公司建于1908年,是晚清盐商们操持部务、稽核盐斤的办公场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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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所辖的五大盐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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刳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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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盐结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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扒盐前机械活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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扒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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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运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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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运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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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两淮盐法志》,作为记录两淮盐业经营管理的官修志书,是比较权威、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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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盐铁论》中提到“朐卤之盐”,指的是古海州一带产的海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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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史》中指出:“国家经费,盐利居十之八,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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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的八卦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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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盐文化雕塑——《旋转的盐铁》坐落在海州区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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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铁,是我国宋朝沿海地区煮盐的主要器具。现存于连云港市博物馆。

  淮盐,黄海波涛凝结的骄子,天地日月孵化的精灵,自呱呱落地,便有“淮盐出,天下咸”之说;历朝历代,亦有“煮海之利,重于东南,两淮为最”之称。

  作为淮盐的主产地,两淮盐场,以江苏境内的淮河故道入海口为界,南为淮南盐场,北为淮北盐场。

  淮北盐业,起始于春秋,发展于唐宋,兴盛于明清,嬗变于当代。它的前世今生,已经绵延2000多个春夏秋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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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时,淮北地区阻山连海,荒野茫茫,蒹葭苍苍,为刈草煮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

  如今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盐仓城,春秋时莒国驻有盐官,负责盐业生产,这可谓淮北盐业的滥觞。汉宣帝时桓宽《盐铁论》所说的“朐鬯之盐”,就是指海州所产淮盐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则明确指出:“彭城以东,东海(东海郡,管辖今连云港大部分地区)、吴、广陵,此东楚也。……东有海盐之饶。”据考证,西汉时的伊芦盐场位于如今灌云县的伊芦山麓,北蒲盐场位于今板浦、中正一带,而郁洲盐场则位于云台山南麓的大村附近。

  南北朝时期,因为北方兵燹不断,冀州、青州等地豪门大族纷纷带领家仆以及依附的农民迁居云台山周边。俗话说,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其时,“瀛州(云台山)置灶四百五十二。”《南齐书》亦载:“郁洲(云台山)在海中,有田畴鱼盐之利。”

  早期,淮北与淮南一样,都是煮海为盐。汉初,官府或贵族豪强提供煮盐工具,招募各地流放人员煎盐,制盐自此成为正式行业。《史记》记载:“……愿募民自给费,因官器作煮盐,官与牢盆(煮盐器皿)。”那时,盐亭是生产盐斤的具体单位。从事煎盐的人称煎丁、盐丁、场丁、灶丁,淮北习惯称其为灶民。灶民们在盐亭里刈草于荡,烧灰圩场,晒灰淋卤,归卤于池,煎盐于鐅。官府则实行以销定产,灶民以盐斤支付官拨卤地、草荡的地租以及承担的徭役。东汉时,曾经一度废除盐的专卖制,改征盐税。

  唐代之前,淮北盐区因为远离雄城重镇,其生产规模一直为淮南盐业的附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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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淮北设立专场产盐,始于唐代宗宝应年间(762-763)。其时,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惨遭破坏,千里萧条,饿殍遍野。为解决财政危机,时任盐铁史的刘晏在淮北地区设立涟水场,又在漕运要道设置涟水仓坨,将淮北食盐转运至扬州。由此,淮北盐业获得了长足发展。

  宋代长期饱受辽、金以及西夏等外患侵扰,通过“开中法”以盐利接济边饷,这为淮北盐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。沈括任职海州沭阳县主簿时,淮北地区有板浦、惠泽、洛要3个盐场,朝廷还指派盐运使长驻此地负责盐产品的集运。其间,每年行盐约47.7万担。宋、金对峙期间,又在淮北盐区增设临洪、独木两个盐场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南宋抗金义军首领李全,为与张林争夺盐场,曾带兵进驻海州。

  唐、宋两朝仍然实行官灶制,盐亭、荡地以及煎盐的生产资料均属官府所有,盐民所煎之盐全部交官入仓,官府支付工本费。唐顺宗时期,两淮盐税高达230万缗,占全国盐税的32%。唐代还在盐区开始设立巡院,从而开创了盐的缉私之制。北宋时期,淮北盐产已增至两淮盐业的十分之四。而且,淮盐被指定销往江、浙、荆、湖、淮等地。其销区之广,税入之巨,列全国各盐区之首,故有“两淮盐赋甲天下”之美誉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自宋代起,盐户或灶户已成盐民的通称,并具有特殊的户籍。承担煎盐徭役的灶民,正丁一般为15岁至60岁。凡划入盐籍的盐民,永世以盐为业,代代相传,不得转籍。当时,由于官府征收盐税和盐商的剥削,盐民生活苦不堪言。宋代词人柳永《煮海歌》,生动描述了盐民的生活状况:“……周而复始无休息,官租未了私租逼。驱妻逐子课工程,虽作人形俱菜色。煮海之民何辛苦,安得母富子不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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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、清两朝是古代淮北盐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,其生产规模、生产方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 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(1368),除板浦、临洪两场之外,淮北盐区又设立徐渎场,并扩建莞渎场。到明代,淮北4个盐场皆直属两淮都转运司,文牍往来则归属海州府。时任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在两淮盐区创行引商专卖法,实行民制、官收、商运、商销。从此,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灶制登上淮北盐业的历史舞台。这个时期,泥池滩晒渐渐取代煮海为盐,成为淮盐主要生产方式。据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记载:“又淮场地面有日晒自然生霜如马牙者,谓之大晒盐,不由煎炼,扫起即食。”由此,海州、赣榆一带的盐业生产蓬勃兴起,给朝廷贡献了滚滚财源。明代张峰在《隆庆海州志》中写道:“沿河至安东(涟水)商船,无虑千艘,昼夜连络行不绝,其利可谓博矣。”

  到了清代,淮北盐场的建置屡经更迭。徐渎场归并板浦场,临洪、兴庄两场归并临兴场,莞渎场又改为中正场。此间,淮安分司改称海州分司,常设机构驻于板浦镇。随着海势东移,板浦场迁移至云台山北麓濒海处,中正场也迁至东陬山附近的富民疃一带。

  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身兼盐政大臣的端方筹集资金10万吊,在海州的丰乐镇铺滩40份。因是为接济日趋式微的淮南盐业,故而取名“济南场”。嗣后,在灌河两岸又先后建成大德、大阜、大有晋、公济、大源、裕通、庆日新7个公司。从此,济南场以145条盐圩、1160份盐滩,年产原盐13.45万吨,成为淮北盐区的“巨擘”,淮北也一举超越淮南,成为淮盐的主产地。

  明清两代,在沿袭唐宋以来特殊灶籍制度的基础上,又规定,灶民“其人逃,则累及其稍有衣食之族;其人死,则累及其子孙;无子孙则及其女夫外孙。”不过,盐民的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。明洪武三年(1370)推行移民屯垦,曾将苏州、嘉兴、松江等地4万多居民迁移到两淮盐区从事制盐劳役。到了清末,随着淮盐盛产,沿海地区不少失地农民和渔民也加入了盐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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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国近代史上,淮盐资源一直是外国列强觊觎的目标。民国二年(1913),袁世凯以盐税、关税作为抵押,向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5国银行借款。英国人丁恩在板浦设立淮北稽核所,在板浦、中正、济南、青口等场均设放盐处,以便核实税款金额,保证赔款的落实。从1913年至1927年,稽核所共收盐款10.21亿元,其中淮盐款项占三分之一。日本侵华后,淮北盐场遭受空前劫难。1939至1945年,日寇强索淮盐277280吨,运往日本本土56167吨。淮北盐区年产量也由抗战前的60万吨,下降至15万吨。

  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东进支队在赣榆柘汪、林南等地新辟12份盐滩,新四军也以民办公助的方式在滨海县创建了新滩盐场。据《革命战争中的淮北盐场》一书记载,1948年11月7日淮北盐场解放时,辖区总人口约6万人,其中盐工达3万人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淮北盐区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,广大盐工成为国家工人。自1966年起,淮北盐务管理局于青口、台北、台南、徐圩、灌西、灌东、新滩、射阳8大盐场推广塑料薄膜苫盖结晶池新技术,海盐生产工艺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。到1997年,淮北盐场年产原盐达到230万吨。

  进入新世纪,随着江苏沿海开发的深度推进,淮北盐场由省属企业划归属地管理。服从服务于工业化、城市化,盐田大面积退出传统产盐序列。与此同时,赋予“识大体、顾大局、吃大苦、耐大劳”新的时代元素,淮盐人一方面引进淮安矿卤与传统制盐工艺进行嫁接,探索出一条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;另一方面勠力推进产业转型,积极进军盐化工、新材料以及绿化保洁等产业,二次创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(新华日报 作者 赵银笙)

编辑:杨心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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