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于灌西盐场的公济公司建于1908年，是晚清盐商们操持部务、稽核盐斤的办公场所。

连云港所辖的五大盐场。

刳盐。

淮盐结晶。

扒盐前机械活碴。

扒盐。

人工运盐。

人工运盐。

《两淮盐法志》，作为记录两淮盐业经营管理的官修志书，是比较权威、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。

《盐铁论》中提到“朐卤之盐”，指的是古海州一带产的海盐。

《元史》中指出：“国家经费，盐利居十之八，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。”

民国时期的八卦滩。

连云港市盐文化雕塑——《旋转的盐铁》坐落在海州区中心。

盐铁，是我国宋朝沿海地区煮盐的主要器具。现存于连云港市博物馆。

　　淮盐，黄海波涛凝结的骄子，天地日月孵化的精灵，自呱呱落地，便有“淮盐出，天下咸”之说；历朝历代，亦有“煮海之利，重于东南，两淮为最”之称。

　　作为淮盐的主产地，两淮盐场，以江苏境内的淮河故道入海口为界，南为淮南盐场，北为淮北盐场。

　　淮北盐业，起始于春秋，发展于唐宋，兴盛于明清，嬗变于当代。它的前世今生，已经绵延2000多个春夏秋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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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时，淮北地区阻山连海，荒野茫茫，蒹葭苍苍，为刈草煮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

　　如今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盐仓城，春秋时莒国驻有盐官，负责盐业生产，这可谓淮北盐业的滥觞。汉宣帝时桓宽《盐铁论》所说的“朐鬯之盐”，就是指海州所产淮盐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则明确指出：“彭城以东，东海（东海郡，管辖今连云港大部分地区）、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……东有海盐之饶。”据考证，西汉时的伊芦盐场位于如今灌云县的伊芦山麓，北蒲盐场位于今板浦、中正一带，而郁洲盐场则位于云台山南麓的大村附近。
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因为北方兵燹不断，冀州、青州等地豪门大族纷纷带领家仆以及依附的农民迁居云台山周边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其时，“瀛州（云台山）置灶四百五十二。”《南齐书》亦载：“郁洲（云台山）在海中，有田畴鱼盐之利。”

　　早期，淮北与淮南一样，都是煮海为盐。汉初，官府或贵族豪强提供煮盐工具，招募各地流放人员煎盐，制盐自此成为正式行业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……愿募民自给费，因官器作煮盐，官与牢盆（煮盐器皿）。”那时，盐亭是生产盐斤的具体单位。从事煎盐的人称煎丁、盐丁、场丁、灶丁，淮北习惯称其为灶民。灶民们在盐亭里刈草于荡，烧灰圩场，晒灰淋卤，归卤于池，煎盐于鐅。官府则实行以销定产，灶民以盐斤支付官拨卤地、草荡的地租以及承担的徭役。东汉时，曾经一度废除盐的专卖制，改征盐税。

　　唐代之前，淮北盐区因为远离雄城重镇，其生产规模一直为淮南盐业的附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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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淮北设立专场产盐，始于唐代宗宝应年间（762-763）。其时，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惨遭破坏，千里萧条，饿殍遍野。为解决财政危机，时任盐铁史的刘晏在淮北地区设立涟水场，又在漕运要道设置涟水仓坨，将淮北食盐转运至扬州。由此，淮北盐业获得了长足发展。

　　宋代长期饱受辽、金以及西夏等外患侵扰，通过“开中法”以盐利接济边饷，这为淮北盐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。沈括任职海州沭阳县主簿时，淮北地区有板浦、惠泽、洛要3个盐场，朝廷还指派盐运使长驻此地负责盐产品的集运。其间，每年行盐约47.7万担。宋、金对峙期间，又在淮北盐区增设临洪、独木两个盐场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南宋抗金义军首领李全，为与张林争夺盐场，曾带兵进驻海州。

　　唐、宋两朝仍然实行官灶制，盐亭、荡地以及煎盐的生产资料均属官府所有，盐民所煎之盐全部交官入仓，官府支付工本费。唐顺宗时期，两淮盐税高达230万缗，占全国盐税的32%。唐代还在盐区开始设立巡院，从而开创了盐的缉私之制。北宋时期，淮北盐产已增至两淮盐业的十分之四。而且，淮盐被指定销往江、浙、荆、湖、淮等地。其销区之广，税入之巨，列全国各盐区之首，故有“两淮盐赋甲天下”之美誉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宋代起，盐户或灶户已成盐民的通称，并具有特殊的户籍。承担煎盐徭役的灶民，正丁一般为15岁至60岁。凡划入盐籍的盐民，永世以盐为业，代代相传，不得转籍。当时，由于官府征收盐税和盐商的剥削，盐民生活苦不堪言。宋代词人柳永《煮海歌》，生动描述了盐民的生活状况：“……周而复始无休息，官租未了私租逼。驱妻逐子课工程，虽作人形俱菜色。煮海之民何辛苦，安得母富子不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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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、清两朝是古代淮北盐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，其生产规模、生产方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　　元朝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，除板浦、临洪两场之外，淮北盐区又设立徐渎场，并扩建莞渎场。到明代，淮北4个盐场皆直属两淮都转运司，文牍往来则归属海州府。时任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在两淮盐区创行引商专卖法，实行民制、官收、商运、商销。从此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灶制登上淮北盐业的历史舞台。这个时期，泥池滩晒渐渐取代煮海为盐，成为淮盐主要生产方式。据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：“又淮场地面有日晒自然生霜如马牙者，谓之大晒盐，不由煎炼，扫起即食。”由此，海州、赣榆一带的盐业生产蓬勃兴起，给朝廷贡献了滚滚财源。明代张峰在《隆庆海州志》中写道：“沿河至安东（涟水）商船，无虑千艘，昼夜连络行不绝，其利可谓博矣。”

　　到了清代，淮北盐场的建置屡经更迭。徐渎场归并板浦场，临洪、兴庄两场归并临兴场，莞渎场又改为中正场。此间，淮安分司改称海州分司，常设机构驻于板浦镇。随着海势东移，板浦场迁移至云台山北麓濒海处，中正场也迁至东陬山附近的富民疃一带。

　　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身兼盐政大臣的端方筹集资金10万吊，在海州的丰乐镇铺滩40份。因是为接济日趋式微的淮南盐业，故而取名“济南场”。嗣后，在灌河两岸又先后建成大德、大阜、大有晋、公济、大源、裕通、庆日新7个公司。从此，济南场以145条盐圩、1160份盐滩，年产原盐13.45万吨，成为淮北盐区的“巨擘”，淮北也一举超越淮南，成为淮盐的主产地。

　　明清两代，在沿袭唐宋以来特殊灶籍制度的基础上，又规定，灶民“其人逃，则累及其稍有衣食之族；其人死，则累及其子孙；无子孙则及其女夫外孙。”不过，盐民的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推行移民屯垦，曾将苏州、嘉兴、松江等地4万多居民迁移到两淮盐区从事制盐劳役。到了清末，随着淮盐盛产，沿海地区不少失地农民和渔民也加入了盐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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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淮盐资源一直是外国列强觊觎的目标。民国二年（1913)，袁世凯以盐税、关税作为抵押，向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5国银行借款。英国人丁恩在板浦设立淮北稽核所，在板浦、中正、济南、青口等场均设放盐处，以便核实税款金额，保证赔款的落实。从1913年至1927年，稽核所共收盐款10.21亿元，其中淮盐款项占三分之一。日本侵华后，淮北盐场遭受空前劫难。1939至1945年，日寇强索淮盐277280吨，运往日本本土56167吨。淮北盐区年产量也由抗战前的60万吨，下降至15万吨。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东进支队在赣榆柘汪、林南等地新辟12份盐滩，新四军也以民办公助的方式在滨海县创建了新滩盐场。据《革命战争中的淮北盐场》一书记载，1948年11月7日淮北盐场解放时，辖区总人口约6万人，其中盐工达3万人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淮北盐区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广大盐工成为国家工人。自1966年起，淮北盐务管理局于青口、台北、台南、徐圩、灌西、灌东、新滩、射阳8大盐场推广塑料薄膜苫盖结晶池新技术，海盐生产工艺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。到1997年，淮北盐场年产原盐达到230万吨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随着江苏沿海开发的深度推进，淮北盐场由省属企业划归属地管理。服从服务于工业化、城市化，盐田大面积退出传统产盐序列。与此同时，赋予“识大体、顾大局、吃大苦、耐大劳”新的时代元素，淮盐人一方面引进淮安矿卤与传统制盐工艺进行嫁接，探索出一条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；另一方面勠力推进产业转型，积极进军盐化工、新材料以及绿化保洁等产业，二次创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。（新华日报 作者 赵银笙）